再比如移动互联网业务的运营,阿里上市与马云强推即时通讯/IM工具

摘要阿里从2011年开始,盈利势能开始释放,并且即将上市,更远的一个背景是,2011-2012年,阿里内部HR体系所担忧的问题:因为业务扩张与组织变得更庞大,阿里的价值观开始稀释。马云不希望,阿里太过安乐。ZenNew很少写人物稿,因为要理解任何一个人,都是极难的,环境总会变化,人的心态也会。再亲近的人,彼此也会出现偏差。对于人物的还原,种种努力都是值得的,但这种试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些虚无。这世界很精彩,也复杂,真实其实永远无法还原。近期关于马云与阿里的新闻特别多,我们也就写点文字,聊聊ZenNew所理解的马云以及阿里。阿里上市与马云强推即时通讯/IM工具“来往”的新闻交织在一起,这段新闻的背景,还有微信、支付宝的移动竞赛。马云所言的,移动若无建树,阿里便不考虑上市。这段话,有些含蓄,不过也算是马云推来往的意图所在吧,来往成功与否,并不会影响阿里的上市。外界解读来往,将它设定在“微信阴影下的焦虑”,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微信与腾讯的确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公敌”,它的势力太过强大,并且足够贪婪地试图染指一切。与传统互联网泾渭分明的势力划分不同,移动世界,三巨头其实都是在焦虑中,试图将自己的能量与优势覆盖所有领域。原本搜索、电商与娱乐的三大板块的寡头均衡的确已经打破。不过,“微信阴影下的焦虑”来理解,来往,却似乎又少点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阿里从2011年开始,盈利势能开始释放,并且即将上市,更远的一个背景是,2011-2012年,阿里内部HR体系所担忧的问题:因为业务扩张与组织变得更庞大,阿里的价值观开始稀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企业与其他机构一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马云不希望,阿里太过安乐。与其他互联网公司比较,阿里在管理上推崇“价值观”。近期,关于阿里的批评,也有媒体引申到了阿里价值观的批判,阿里管理方式的批判,其实,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譬如Google的don‘tbeevil,而日本企业尤其讲究公司价值与使命,甚至是,媒体,管理者与从业者都会以“水门事件”以及“新闻理想”来驾驭或管理自己或他人。价值观的设立,是所有公司都无法回避的命题。在阿里“价值观”的管理中,马云成为这个组织的“布道者”。我们无法确定,马云本人是否发自内心地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出现在镁光灯下,侃侃而谈的布道者,但可以确定的是,对内对外,“价值观”的布道,推动着阿里发展至今。电商平台也好,支付宝也好,起步之初,毫无门槛,强势的宣传为阿里累积了足够的势能与竞争优势,即便这或许并不是所有人喜欢的方式。马云是个造梦师。他为淘宝、支付宝的商户,描绘出一个新商业文明,也为众多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便捷购买商品的消费平台。马云是个充满蛊惑力的造梦师,许多记者会抱怨,在没见到马云前,他们对马云会充满着各种批判与抱怨,不过采访中,他们又会一次次地被马云说服、打动。马云是个天才演说家,也是充满蛊惑力的造梦师,现在回看阿里与他的成功,或多或少,都有“信力”、“愿力”的色彩——按照阿里员工地说法,这叫“愿景的力量”,亦是“价值观”的成功。乔布斯秉持着“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信念,在最初或许会被他人讥笑嘲讽,不过,现在也有人引以为自己的座右铭。即便是,他怂恿卡利斯离开百事可乐的那句话,“你是继续买一辈子糖水,还是一起改变世界”,人们依旧津津乐道。公众只习惯于以成功与否来批判是非,却忘记了,群与己之界限。企业的成功,有许多不可预知的偶然与巧合,不过,成功的组织,一定有足够的愿景推动力,与同仇敌忾的士气。价值观是愿景推动力,是内源,而竞争,则是外化的,外因。从Ebay,到百度与腾讯,再到2008年风云雄起的B2C,阿里集团在电商领域的领先优势,目前来看,已是牢不可破,阿里成长至今,一直都是靠竞争,步步为营打拼出来的。在IPO大背景下,马云与他的管理团队,或许认定,此时此刻,阿里必须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来Push阿里向前。按照阿里集团CMO王帅的话说,“这场竞争(推来往与微信竞争)对我们也是一件大好事,有时候需要大的事件,来使得阿里巴巴不至于太舒服,保持血性和活力”。血性与活力的说法,其实还有个故事,那便是华为。其实华为一直做世界第一,以超越思科为目标,事实上,早在2012年,华为已经是全球第一了,现在,它依旧甘愿坐第二的位置。2012年,关于华为的一本财经图书,十分畅销,名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本书的标题,其实是源于任正非。保持企业的血性和活力,故事与例子太多,太多。譬如,2012年,百度李彦宏发出“呼唤狼性,消灭小资”的口号,2013年,腾讯马化腾说,“保持饥渴感,消灭富二代”,2013年10月,阿里13周年后,卸任CEO的马云在公司内部,强推来往,称,这是阿里“争取无线时代生存权”。三巨头的焦虑南北呼应。读到这里,你会理解,BAT之所以是BAT,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月前,ZenNew在淘宝西溪园区,看到阿里CEO陆兆禧召集着集团各个业务线的骨干,开会动员。会议的主题便是,即时通讯/IM工具“来往”。即时通讯/IM工具“来往”之前,只见腾讯来(譬如电商、支付),鲜有阿里往,现在这个局面开始改变了。阿里无线,支付宝、来往以及淘宝都在纷纷进击。对于陆兆禧来说,这场战,亦是新官上任后的首役。除了来往,其实,这场战役最终指向,还是支付。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竞争才刚刚开始。行文最后突然想起,马云卸任CEO故事。那天,杭州细雨纷纷,马云登台,体育场里掌声雷动,马云下台,掌声依旧雷鸣,只是在场的VIP嘉宾们,未等到陆兆禧演讲完,便陆续散开。那一刻,ZenNew感慨,马云真伟大,阿里有危险。那一天,散场后,陆兆禧与彭蕾,阿里集团与阿里小微集团两位CEO带着下属,在体育场捡着嘉宾们未带走的垃圾…阿里无线,无论是收购,抑或是自营产品,全局落子已定,接下来就要看运营了。在充满变数的未来,重要的其实不是一款具体名为“来往”的即时通讯/IM产品,也不是支付宝,而是,一种态度,时刻不变的危机感。生与死,忧患与安逸,企业必须有所抉择。

摘要依据2019年12月2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今后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聊天记录可正式作为打官司的证据。1、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有法可依了2019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决定,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做出了部分修改,其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举证指引:当事人如提交的证据中涉及以下依托互联网形成的证据的,请遵照本举证指引提供:(一)使用通讯功能(如QQ、微信等具有通讯功能的软件)生成的对话记录,包括文字、静态和动态图片、文本文件、音频、视频、网络链接;(二)使用微信朋友圈功能发布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网络链接的,其中文字包括评论和点赞;(三)使用支付、转账、红包功能(如支付宝、微信等具有支付功能的软件)产生的支付转账信息;(四)其他电子数据等(通过电子邮件、博客、手机短信等形成或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根据以上法案,也就是说今后微信微博聊天记录可正式作为打官司的证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近些年也陆续出现了以微信微博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案例,此次决定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正式在司法解释中确认了微信微博聊天记录的证据地位。2、聊天取证,注意几点2.1、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作为证据还需要两个前提【1】能够证明微信使用人就是当事人双方微信并非实名制,在使用主体身份的认定上,举证一方需证明当时聊天的一方就是对方当事人;另外,聊天记录可增可减,必须出具手机原件,而且保证当事人在聊天过程中没有删除部分聊天内容,只有保证聊天内容的完整性才有可能认定聊天的真实意图。这在现实生活中操作起来有难度。法院很难通过单一的聊天记录来断案,而是会要求受害方提供公证书等权威部门出具的鉴定材料。为此,可以请公证人员对网上的聊天纪录进行保全公证,当然,首先你应该拿出证据证明你在和谁聊天。微信使用人的身份确认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四个途径:1)对方当事人自认;2)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照片的辨认;3)网络实名、电子数据发出人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认证;4)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助调查。上述4种途径,有赖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方技术的支持,想要自己提交足以发挥作用的微信证据并不简单。【2】微信证据的完整性微信证据的完整性在于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因为微信证据为生活化的片段式记录,如果不完整可能断章取义,无法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2、微信聊天记录取证的注意事项遇到纠纷后,搜集有用的微信证据,应当注意:1)善用微信中的“收藏”功能,保存原始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容易毁灭,如不小心删除、手机丢失或格式化等,都可能导致聊天记录的灭失。因此,平时应当注意收藏对将来可能有用的微信记录。2)注意微信记录的连续性:微信记录应当未经过处理,具有连续性、真实性。将原始录音等记录删掉,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一旦对方对该证据不认可,则证据真实性无从考证。3)微信内容应当尽量清晰、准确,双方就所谈论的问题及表态均有明示。4)尽量搜集除了微信记录之外,其他的相关证据来佐证。2.3、哪些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调了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是能否成为证据的先决条件。因此,以非法拘禁、暴力、欺骗、威胁等方法获取的证据应一律排除,而以偷拍、偷录的形式取得证据,在不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的情形下,秘密录制的录音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在不存在上述非法拘禁、暴力、欺骗等情形下,微信语音等聊天记录是双方对聊天内容和事实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不属于偷拍、偷录和侵犯隐私的范畴,可以作为证据使用。3、专家解读对于通过网络实施的私密空间的通信,执法司法机关更加谨慎,从目前的规定来看,仍然没有突破有关法律对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的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表示,微博微信作为新兴的平台,在此前没有相关文件明确其作为证据的地位。此次规定明确了,在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以及通过网络在线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规定还明确了手机短信朋友圈中的内容可作为证据使用。有人不免会担心,一些朋友圈中的“玩笑话”是否会被人举报而被追究责任?对此,洪道德表示,公众大可不必担心。只有在犯罪分子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中,或者实施犯罪之后,朋友圈、微博中如果有相关证据,才可能会被相关部门收集。

摘要想到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即时通讯工具的长期使用者,从ICQ、OICQ、MSN、SKPYE、飞信再到今天的微信等等,先后使用过数十个IM,但坚持使用至今没有间断的却只有QQ,至于说微信也是由QQ推广而来。想到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即时通讯工具的长期使用者,从ICQ、OICQ、MSN、SKPYE、飞信再到今天的微信等等,先后使用过数十个即工具时通讯aah,但坚持使用至今没有间断的却只有QQ,至于说微信也是由QQ推广而来,甚至说微信好友也大多是从QQ好友中来,其他的都因为种种原因如匆匆过客,来得快去的也快。如今,几乎没有了任何的注册冲动,去尝试一些新的即时通讯工具,不管其装配了多少子弹。比如移动的JEGO,其给我带来的兴趣不足一天。不禁要问,是市场饱和还是创新缺乏?最近,先是广东联通和腾讯合作推出“微信沃”,又是广东电信和网易推出的“易信”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对我来说,无论是“微信沃”还是“易信”却没有一点吸引力让我去尝试注册和使用,或者说我本身就不是这类业务的潜在用户呢!思考之余,让我连带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业界似乎都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革运营商的命,而且随着OTT业务爆发,这种声音更是叫嚣尘上。几乎圈外人士早已给运营商判了死刑,要么当好你的管道运营商要么就等死。这几乎和最近张瑞敏说的,传统制造业要么触网要么死亡一个路数。那么,我不禁要问,难道真的只有被革命的份,而没有革别人的命的份吗?以即时通讯工具为例,中国三大运营商先后推出飞信、JEGO、翼聊、易信、沃友等等分属三大运营商的IM业务,名字不同但所实现的业务并无太大差距。至于说发展,也不能不说差,随便一项拿出来就有上千上亿的用户,但其影响力和微信、QQ等比较,却差的太远。至于说原因,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搜出各种专家提到的上百种理由。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结为公司体制。似乎就是说,只要这种制度不变,就只有被别人革命的份而没有革别人命的份。比方说,某运营商老总曾经说过,运营商缺乏互联网疯子,结果后来真的引进了一些所谓的“疯子”,但这些“疯子”最后都是“高调”的进去,“低调”的出来,甚至,一些互联网疯子到了运营商便“不治自愈”了?总结曰:水土不服。再比如移动互联网业务的运营,一度也是不温不火,结果一讨论还是体制问题,于是从体制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比如业务发展基地化,互联网运营公司化,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运营商在面对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大潮时,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有点过头,甚至有点摸不着头脑。而当OTT冲击成为2013年的热点话题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所作出的一些新动作,可以看作是最新的调整和尝试,总结一下,主要有这些改变。第一,既然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也不可能引进大批互联网“疯子”的情况下,主动向OTT运营商靠拢,去学习和摸索互联网公司的创新之道。从易信看,显然比广东联通和腾讯的合作更深入一些,其后续的创新可能更有看头。第二,更加主动的把自己的资源开放出来合作,而不是被动的开放和被动的合作。做到开放的资源心里有数,合作的项目心里有数。比如易信中电信开放短信、语音、流量和营销渠道等,把这些做好了即可,不去投入过多资源来左右业务的发展。业务的竞争力由合资公司的竞争力体现而不是从中国电信的投入来体现,这有别于某些运营商以KPI高压模式推广移动互联网自营业务。比如易信中,电信推出免费策略,看上去有些“挥刀自宫”的感觉,但从运营商实际推广业务看,免费比所谓的收费更能带来新的价值,这是3G时期独特的商业模式。第三,从事业部到独资公司再到合资公司,管理模式的不断探索有利于让业务发展独立于运营商原有体系。这一点电信和网易的合作显然比移动和联通更超前,合资公司有利于责权利的界定,有利于企业的自我发展。比如明确易信所需的IDC成本,以及与联通、移动发生的网间结算,均由合资公司承担。第四,和主流OTT运营商合作,各自拿出自己的优势核心资源,彼此互补,形成比各自作战更有竞争力的优势。比如网易操盘整个业务的规划、开发和运营,这发挥了一向以“产品经理”著称的网易体系优势。对于电信而言,其在定制终端和自有渠道以及管道资源的投入更进一步给易信的快速布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最终形成1
1>2的效应。第五,在融合大潮趋势下,以更开放的心态,打破三大运营商的藩篱,以移动终端大平台为契机,双方各取所需,共同开发移动互联网这一大蛋糕。比如易信无差别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手机和固话用户提供移动互联网服务,这比早先三大运营商只为自己的客户开发IM有很多的进步。而对于网易而言,在腾讯微信的强大攻势下,自己单打独斗显然很难有胜算,和电信的合作有利于其战斗力的加强。加之中国电信去“电信化战略”和网易移动互联网战略的契合,相信易信仅仅是个开头,强烈的合作意愿是成功的基础。至于说易信本身发展如何,凭借双方的资源整合和易信推出的一些业务特色,短时内达到既定目标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留住用户,能否在后续运营中不断提升体验,将电信竞争力和互联网竞争力合二为一,形成新的合力。从这一点讲,我认为运营商革别人的命是有机会的,一是互联网二是金融,但至于怎么革,也许就会在这些不断深化的合作中摸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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